中国报刊最早对南京大屠杀发表的新闻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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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新闻传媒最早发表的关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评论文章，是1937年12月25日《武汉日报》发表的短评《惨痛的一页》，与1937年12月28日《大公报》（汉口版）发表的社评《为匹夫匹妇复仇》，义正词严、充满感情，对日军暴行进行严峻的声讨，对南京难民进行正义的声援，对事件作出刻骨铭心的总结，向国际发出悲愤的控诉与强烈的呼吁，在国内和国际上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关键词]报刊新闻评论南京大屠杀
在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与日军南京大屠杀发生前后，中国新闻传媒发生重要的变动：中国多家最有影响的报刊，如上海的《申报》《大公报》（上海版）與南京的《中央日报》《新民报》《南京人报》等，因日军的逼迫与战火的蔓延而先后停刊与迁移，一时难以正常地进行采编与出版。坚持留驻上海租界继续出版的华商报社又受到日军当局的严厉检查与镇压，很难及时采访与报道于日军不利的任何消息。而在中国抗战新中心武汉及其以后的重庆，以及长沙、广州、昆明、香港等地的中国新闻传媒，承担起中国抗战宣传主力军的作用。中国新闻传媒在艰苦的条件下，克服困难，千方百计地报道日军南京大屠杀的暴行，同时发表了多篇义正词严、充满感情的新闻评论，对日军暴行进行严峻的声讨，对南京难民进行正义的声援，对事件作出刻骨铭心的总结，向国际发出悲愤的控诉与强烈的呼吁，在国内和国际上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1937年12月25日《武汉日报》发表短评《惨痛的一页》
中国新闻传媒关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第一篇新闻评论，是1937年12月25日《武汉日报》发表的短评《惨痛的一页》。
《武汉日报》是国民政府与国民党中央在华中地区出版的最大的一家机关报，于1929年6月10日在汉口创刊。1928年以后，国民政府与国民党中央先后在北平、天津、汉口、西安、济南、杭州等大城市创办了直属中央、由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管理的大型报纸，如《华北日报》《东南日报》等，《武汉日报》也是其中之一。抗战全面爆发后，1937年11月，国民政府的许多机构内迁至武汉，武汉成为当时中国的抗战中心。《中央日报》在1937年11月底从南京内迁，一时不能恢复出版，1938年1月初在长沙恢复出版后，社址又远离武汉，《武汉日报》遂成为国民政府与国民党中央最重要的官方新闻传媒，一度代替了《中央日报》的作用。该报社当时的社长是王亚明。
1937年12月13日日军攻占南京后，在血腥屠城的同时，开始了对南京严密的新闻封锁。身处中国战场后方的中国新闻传媒，由于与南京隔着炮火连天的战场，自身的采访条件与通讯设备又十分艰苦落后，因此很难采访到沦陷后的南京准确的、详细的信息，更不能加以及时、准确、详细地报道。直到1937年12月22日，条件艰苦的中国新闻传媒才辗转从上海《大美晚报》等的报道中，得到西方记者关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比较准确而详细的信息。中国新闻传媒的从业人员基于强烈的民族感情、同胞情谊与神圣的爱国热情，也基于人类最起码的共性——人道主义，立即被这空前的巨大惨案、被日军空前的野蛮血腥、被数十万同胞空前的悲惨遭遇震惊了。他们以极大的震惊与悲愤，迅速将这惨案加以报道与揭露。
1937年12月25日，《武汉日报》在刊载中央社香港12月24日电讯《倭屠杀我各地平民，留京难民被惨杀者达五万人，此等暴行全世界均深为骇异》与《敌在京暴行，纽约泰晤士报之详电》的同时，发表了一篇短评，题为《惨痛的一页》。这是中国新闻传媒第一次就日军南京大屠杀发表评论。这篇短评篇幅不长，全文如下：
倭寇所到之处，奸淫杀掳，无所不为，在首都未逃出的平民，竟遭屠杀至五万人之多。这种残暴的禽兽行为，在人类历史上，实空前未闻。
我们目睹大量同胞遭受如此屠戮，自然是悲痛万分，但是要知道，若果现在我们不把全副的力量拿出来，把这万恶的强盗打倒，我们未来的惨痛，更不止此。
倭寇在南京屠杀，已成为中华民族史上惨痛的一页，永久不会忘记的仇恨。无论倭寇怎样会宣传，总不会洗涤掉这回的血腥。我们只有抗战到底，誓死不屈。
同时我们痛告全国有力有钱的同胞们赶快起来，在最高统帅指挥下，奋勇抗战，报仇雪耻，因为目前如果有人还打算保存实力，保全财产，前途总是没有生路的。[1]
这篇短评只有约300字，却代表了中国国民政府对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的严正抗议与强烈谴责（当时《中央日报》迁长沙，尚未复刊）；同时，它也是中华民族对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发出的第一声怒吼，第一次愤怒的声讨。在中国新闻史上，这篇短评则是一篇义正词严、分析深刻的评论。它既指出了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是“中华民族史上惨痛的一页，永久不会忘记的仇恨”，又揭示了这次惨案给中国人民的教训：“若果现在我们不把全副的力量拿出来，把这万恶的强盗打倒，我们未来的惨痛，更不止此。”结论是：“我们只有抗战到底，誓死不屈。”
应该指出，此短评所说的南京被日军屠杀之中国平民“至五万人之多”，只是中国新闻传媒最初得到的报告。当此短评写作与发表时，日军在南京的大屠杀暴行还在继续进行中，远没有结束，被屠杀之中国平民的人数每天都在继续增加中。日军在南京的大屠杀暴行因受到国际舆论的强烈谴责而不得不基本收敛，要等到1938年1月底2月初，即在此文发表一个多月以后。同时，由于日军对南京的严密新闻封锁，当时南京大屠杀的真相还仅仅被披露冰山之一角。对于新闻报道条件困难的《武汉日报》等报社，是不可能要求他们在当时就对南京大屠杀迅速作出十分准确的报道。据后来中外学者的调查统计与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的审判确认，日军南京大屠杀，共杀害中国军民约30万人。但仅从《武汉日报》于1937年12月25日发表的这篇短评所揭示的南京被屠杀之中国平民“有五万人之多”，就已是触目惊心，引起了全中国广大民众极大的震惊与愤怒。
1937年12月28日《大公报》发表社评《为匹夫匹妇复仇》
三天以后，在1937年12月28日，民办的《大公报》（汉口版）第二版刊登由该报总编辑张季鸾撰写的社评：《为匹夫匹妇复仇》。这是中国新闻传媒又一次就日军南京大屠杀发表的新闻评论文章，而且由于刊于当时中国影响力最大的《大公报》，出自名人之手笔，因而影响更大。
如前所述，直到1937年12月22日，中央社记者根据上海租界美商《大美晚报》英文版该日刊登的文章内容，首次发出日军占领南京后进行有组织的劫掠、强奸、屠杀的电讯报道。《大公报》（汉口版）于1937年12月24日第二版刊登了中央社香港分社的这则电讯，题为《侵华敌军纪律日见堕落，外报记者之严正批评》：
[中央社香港二十二日电]沪《大美晚报》云，据纽约泰晤士报驻沪通讯员霍方脱亚朋报告，日军在华纪律大见堕落，日军在华之最高当局似已无法驾驭。据谓炮擊芜湖英舰之桥本少将原为1936年东京二二六事件主动人物之一，其后曾被免职。自日本对华出兵后，始再予以启用。此次击沉美舰巴纳号等之举，皆为此辈少壮军人有计划之行动。又据该访员称，日军入南京城时，曾将城内华人大肆屠杀，如已解除武装之俘虏及平民妇孺等，皆在杀却之列。此项残暴行动，与日人武士道精神全不相符，既损日军之声誉，复增华人抗战之决心。因此据中立方面之外人观察，此事与日军今后之行动大为不利。[2]
中国新闻传媒迟至1937年12月22、23日，才首次发出或刊登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较详细而具体的报道，比美、英新闻传媒最早于1937年12月15日报道南京大屠杀，滞后了7至8天。但从此开始，中央通讯社连续多日对日军在南京大屠杀作了更多、更详尽的报道与揭露。中央通讯社的这些报道与揭露，成为当时中国的新闻传媒，包括中国国民政府官方的《武汉日报》、1938年1月1日复刊的《中央日报》（长沙版），民办的《大公报》（汉口版）、《申报》（汉口版，1938年1月15日创刊），中共中央长江局的《新华日报》（1938年1月11日在汉口创刊），以及广州的《越华报》《国华报》，香港的《工商日报》《工商晚报》《循环日报》《天光报》等，报道日军南京大屠杀的最重要的消息来源，成为中国广大民众急欲了解南京现况的最重要的消息来源。
1937年12月26日，《大公报》（汉口版）第二版刊载了中央社新乡12月25日的一则电讯，虽然短，却是中国报刊第一次刊登南京难民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所讲述的南京大屠杀的报道。
正是基于以上对南京大屠杀的多次报道与越来越深入广泛的了解，《大公报》（汉口版）于1937年12月28日，发表了由该报总编辑张季鸾撰写的社评《为匹夫匹妇复仇》。
社评一开头首先展露了侵华日军在占领南京后对手无寸铁的中国平民与放下武器的中国战俘进行大规模血腥屠杀与烧杀淫掠的“穷凶极恶”的暴行，并指出日军南京大屠杀“已是铁般的事实”：
敌军占南京后，屠杀难民，淫污妇女，报告甚多，都是外侨所传。上海西字报一再揭布，美报访员，有长电致本国，昨日德国海通社沪电，甚至说敌军司令也承认有此事，但是一般少壮军官所为，彼不负责云云。总之，敌军在南京屠杀奸淫，穷凶极恶，已是铁般的事实，所不知者，只系被杀遇害者之确数，而最初之报告说被杀平民有五万人之多。
正如此社评所说，南京被日军屠杀之中国平民“有五万人之多”只是“最初之报告”。
接着，这篇社评揭露日本侵略军不仅在南京，而且在中国南北各地凡所到之处，都是“凶淫残杀”，无恶不作。而且，日军的屠杀罪行仍在中国南北各地继续与扩大。仅以日军在南京的大屠杀暴行，就“已构成日本帝国主义万恶不赦之罪状”，应引起人类的共愤与鄙薄：
敌军在河北，在山西各县，都杀平民，淫妇女，但报告都不详，而地方偏僻，无从确查。现在南京之事，则外侨所传，世界所知，仅此一端已构成日本帝国主义万恶不赦之罪状，何况南京如此，江南各地实际皆然。现在又攻陷我杭州，在北又正攻济南，凡敌军所到，其凶淫残杀，都是与南京一样，凡有人道观念者，对于这土匪不若之兽行敌军，应当怎样鄙弃，怎样愤懑！
社评揭露日军在攻占南京后，悍然进入由西方侨民组织的难民区，对中国的贫苦百姓大施凶暴的极端残忍野蛮与反人类性：
南京难民区，是旅京外侨发起，得敌军默契而成立的。固然其事并非正式性质，但既是人类，总不应完全无信。南京居民本来多数已走开，其最后留京者，当然是贫民居多，也是因为信任难民区之故。奈何于攻城之后，竟这样残忍，这样凶淫，虽古代野蛮民族也不至如此，日本戴着现代强国之面具，且口称是反对抗日的中国政府，不是反对中国的人民，现在受这样杀戮，并且污辱良善女性，不计其数，何况到处皆然，不止南京。从世界文明史的眼光看，这真是赤裸裸的凶残之兽行，不是人类所应有。
社评“大声疾呼”全世界一切正义善良的人们，不分何洲与何国，不分职业与信仰，都要“做人道的勇士”，为南京成千上万被日军屠杀的普通民众——“匹夫匹妇”复仇，声讨“这现代化装的万恶日阀”：
我们对这些被害的同胞，不但根据中国人之立场，万分悲痛，万分愤懑，并且从人类普通之立场上不得不大声疾呼，愿全世界有正义人道观念者，起来为匹夫匹妇复仇！全世界的善良人类！不论何洲何国，何党何业，请大家都做人道的勇士，声讨这现代化装的万恶日阀！西洋人特别尊重女性，请看日军在南京在各处怎样欺辱良善妇女！报上常看见千百成群的妇女，被敌军编队带走，又最近西人记载，在南京见一日本军官室中，禁锢妇女有七八人，一般情形，可想而知，欧美人士素有义侠之心，对于这种无人道的匹寇毕竟作何感想呢？
社评更号召全中国同胞为南京成千上万被日军屠杀的普通民众——“千千万万的匹夫匹妇”复仇雪耻，并指出这不是“偏狭心理”，而是“为民众复仇”，“是圣贤遗训，为中国道德之精华”：
我们希望全国同胞者，也是这一句话：“为匹夫匹妇复仇”。在私人问题，复仇本是偏狭心理，但为民众复仇，则是圣贤遗训，为中国道德之精华。我们人民此次被暴敌蹂躏太残酷，太悲痛了，明末所谓扬州十日、嘉定屠城之痛史，现在天天演着。就以最近几天说，看浙江，看山东，真是水深火热，不可形容，我们政府，我们各界，目击耳闻，男女同胞们这样遭难，应当怎样立志决心，替这千千万万的匹夫匹妇复仇呢？敌人这样，是完全暴露其罪恶，其注定败亡，乃当然之事。我们大家务须联合全世界主张正义人道者努力杀敌，以为这些被害人伸冤雪耻。后方各界特别要刻刻不忘！[3]
在此后，中国新闻传媒对日军南京大屠杀的暴行，继续发表了多篇评论。仅《大公报》（汉口版），在1938年1月16日刊登短评《日本的倒退》，1938年1月31日是中国的农历春节，刊登社评《春节念受难同胞》，1938年2月11日刊登社评《敌军纪律问题之本质观》，1938年7月21日刊登社评《读<沦京五月记>》，等等。这些新闻评论也多出自张季鸾之手。它们是中国报刊也是中国人民对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发出的一次次愤怒的声讨，一次次庄严的控诉，一次次正义的呐喊，一次次对中国军民广泛的动员与号召！声震寰宇，传遍世界，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为匹夫匹妇复仇”迅速成为中国人民共同的心声，共同的口号，共同的行动！
参考文献
[1]短评：《惨痛的一页》，《武汉日报》（武汉版）1937年12月25日。
[2]中央社1937年12月22日香港电：《侵华敌军纪律日见堕落，外报记者之严正批评》，《大公报》（汉口版）1937年12月24日第二版。
[3]社评：《为匹夫匹妇复仇》，《大公报》（汉口版）1937年12月28日第二版。
[关键词]报刊新闻评论南京大屠杀
在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与日军南京大屠杀发生前后，中国新闻传媒发生重要的变动：中国多家最有影响的报刊，如上海的《申报》《大公报》（上海版）與南京的《中央日报》《新民报》《南京人报》等，因日军的逼迫与战火的蔓延而先后停刊与迁移，一时难以正常地进行采编与出版。坚持留驻上海租界继续出版的华商报社又受到日军当局的严厉检查与镇压，很难及时采访与报道于日军不利的任何消息。而在中国抗战新中心武汉及其以后的重庆，以及长沙、广州、昆明、香港等地的中国新闻传媒，承担起中国抗战宣传主力军的作用。中国新闻传媒在艰苦的条件下，克服困难，千方百计地报道日军南京大屠杀的暴行，同时发表了多篇义正词严、充满感情的新闻评论，对日军暴行进行严峻的声讨，对南京难民进行正义的声援，对事件作出刻骨铭心的总结，向国际发出悲愤的控诉与强烈的呼吁，在国内和国际上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1937年12月25日《武汉日报》发表短评《惨痛的一页》
中国新闻传媒关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第一篇新闻评论，是1937年12月25日《武汉日报》发表的短评《惨痛的一页》。
《武汉日报》是国民政府与国民党中央在华中地区出版的最大的一家机关报，于1929年6月10日在汉口创刊。1928年以后，国民政府与国民党中央先后在北平、天津、汉口、西安、济南、杭州等大城市创办了直属中央、由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管理的大型报纸，如《华北日报》《东南日报》等，《武汉日报》也是其中之一。抗战全面爆发后，1937年11月，国民政府的许多机构内迁至武汉，武汉成为当时中国的抗战中心。《中央日报》在1937年11月底从南京内迁，一时不能恢复出版，1938年1月初在长沙恢复出版后，社址又远离武汉，《武汉日报》遂成为国民政府与国民党中央最重要的官方新闻传媒，一度代替了《中央日报》的作用。该报社当时的社长是王亚明。
1937年12月13日日军攻占南京后，在血腥屠城的同时，开始了对南京严密的新闻封锁。身处中国战场后方的中国新闻传媒，由于与南京隔着炮火连天的战场，自身的采访条件与通讯设备又十分艰苦落后，因此很难采访到沦陷后的南京准确的、详细的信息，更不能加以及时、准确、详细地报道。直到1937年12月22日，条件艰苦的中国新闻传媒才辗转从上海《大美晚报》等的报道中，得到西方记者关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比较准确而详细的信息。中国新闻传媒的从业人员基于强烈的民族感情、同胞情谊与神圣的爱国热情，也基于人类最起码的共性——人道主义，立即被这空前的巨大惨案、被日军空前的野蛮血腥、被数十万同胞空前的悲惨遭遇震惊了。他们以极大的震惊与悲愤，迅速将这惨案加以报道与揭露。
1937年12月25日，《武汉日报》在刊载中央社香港12月24日电讯《倭屠杀我各地平民，留京难民被惨杀者达五万人，此等暴行全世界均深为骇异》与《敌在京暴行，纽约泰晤士报之详电》的同时，发表了一篇短评，题为《惨痛的一页》。这是中国新闻传媒第一次就日军南京大屠杀发表评论。这篇短评篇幅不长，全文如下：
倭寇所到之处，奸淫杀掳，无所不为，在首都未逃出的平民，竟遭屠杀至五万人之多。这种残暴的禽兽行为，在人类历史上，实空前未闻。
我们目睹大量同胞遭受如此屠戮，自然是悲痛万分，但是要知道，若果现在我们不把全副的力量拿出来，把这万恶的强盗打倒，我们未来的惨痛，更不止此。
倭寇在南京屠杀，已成为中华民族史上惨痛的一页，永久不会忘记的仇恨。无论倭寇怎样会宣传，总不会洗涤掉这回的血腥。我们只有抗战到底，誓死不屈。
同时我们痛告全国有力有钱的同胞们赶快起来，在最高统帅指挥下，奋勇抗战，报仇雪耻，因为目前如果有人还打算保存实力，保全财产，前途总是没有生路的。[1]
这篇短评只有约300字，却代表了中国国民政府对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的严正抗议与强烈谴责（当时《中央日报》迁长沙，尚未复刊）；同时，它也是中华民族对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发出的第一声怒吼，第一次愤怒的声讨。在中国新闻史上，这篇短评则是一篇义正词严、分析深刻的评论。它既指出了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是“中华民族史上惨痛的一页，永久不会忘记的仇恨”，又揭示了这次惨案给中国人民的教训：“若果现在我们不把全副的力量拿出来，把这万恶的强盗打倒，我们未来的惨痛，更不止此。”结论是：“我们只有抗战到底，誓死不屈。”
应该指出，此短评所说的南京被日军屠杀之中国平民“至五万人之多”，只是中国新闻传媒最初得到的报告。当此短评写作与发表时，日军在南京的大屠杀暴行还在继续进行中，远没有结束，被屠杀之中国平民的人数每天都在继续增加中。日军在南京的大屠杀暴行因受到国际舆论的强烈谴责而不得不基本收敛，要等到1938年1月底2月初，即在此文发表一个多月以后。同时，由于日军对南京的严密新闻封锁，当时南京大屠杀的真相还仅仅被披露冰山之一角。对于新闻报道条件困难的《武汉日报》等报社，是不可能要求他们在当时就对南京大屠杀迅速作出十分准确的报道。据后来中外学者的调查统计与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的审判确认，日军南京大屠杀，共杀害中国军民约30万人。但仅从《武汉日报》于1937年12月25日发表的这篇短评所揭示的南京被屠杀之中国平民“有五万人之多”，就已是触目惊心，引起了全中国广大民众极大的震惊与愤怒。
1937年12月28日《大公报》发表社评《为匹夫匹妇复仇》
三天以后，在1937年12月28日，民办的《大公报》（汉口版）第二版刊登由该报总编辑张季鸾撰写的社评：《为匹夫匹妇复仇》。这是中国新闻传媒又一次就日军南京大屠杀发表的新闻评论文章，而且由于刊于当时中国影响力最大的《大公报》，出自名人之手笔，因而影响更大。
如前所述，直到1937年12月22日，中央社记者根据上海租界美商《大美晚报》英文版该日刊登的文章内容，首次发出日军占领南京后进行有组织的劫掠、强奸、屠杀的电讯报道。《大公报》（汉口版）于1937年12月24日第二版刊登了中央社香港分社的这则电讯，题为《侵华敌军纪律日见堕落，外报记者之严正批评》：
[中央社香港二十二日电]沪《大美晚报》云，据纽约泰晤士报驻沪通讯员霍方脱亚朋报告，日军在华纪律大见堕落，日军在华之最高当局似已无法驾驭。据谓炮擊芜湖英舰之桥本少将原为1936年东京二二六事件主动人物之一，其后曾被免职。自日本对华出兵后，始再予以启用。此次击沉美舰巴纳号等之举，皆为此辈少壮军人有计划之行动。又据该访员称，日军入南京城时，曾将城内华人大肆屠杀，如已解除武装之俘虏及平民妇孺等，皆在杀却之列。此项残暴行动，与日人武士道精神全不相符，既损日军之声誉，复增华人抗战之决心。因此据中立方面之外人观察，此事与日军今后之行动大为不利。[2]
中国新闻传媒迟至1937年12月22、23日，才首次发出或刊登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较详细而具体的报道，比美、英新闻传媒最早于1937年12月15日报道南京大屠杀，滞后了7至8天。但从此开始，中央通讯社连续多日对日军在南京大屠杀作了更多、更详尽的报道与揭露。中央通讯社的这些报道与揭露，成为当时中国的新闻传媒，包括中国国民政府官方的《武汉日报》、1938年1月1日复刊的《中央日报》（长沙版），民办的《大公报》（汉口版）、《申报》（汉口版，1938年1月15日创刊），中共中央长江局的《新华日报》（1938年1月11日在汉口创刊），以及广州的《越华报》《国华报》，香港的《工商日报》《工商晚报》《循环日报》《天光报》等，报道日军南京大屠杀的最重要的消息来源，成为中国广大民众急欲了解南京现况的最重要的消息来源。
1937年12月26日，《大公报》（汉口版）第二版刊载了中央社新乡12月25日的一则电讯，虽然短，却是中国报刊第一次刊登南京难民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所讲述的南京大屠杀的报道。
正是基于以上对南京大屠杀的多次报道与越来越深入广泛的了解，《大公报》（汉口版）于1937年12月28日，发表了由该报总编辑张季鸾撰写的社评《为匹夫匹妇复仇》。
社评一开头首先展露了侵华日军在占领南京后对手无寸铁的中国平民与放下武器的中国战俘进行大规模血腥屠杀与烧杀淫掠的“穷凶极恶”的暴行，并指出日军南京大屠杀“已是铁般的事实”：
敌军占南京后，屠杀难民，淫污妇女，报告甚多，都是外侨所传。上海西字报一再揭布，美报访员，有长电致本国，昨日德国海通社沪电，甚至说敌军司令也承认有此事，但是一般少壮军官所为，彼不负责云云。总之，敌军在南京屠杀奸淫，穷凶极恶，已是铁般的事实，所不知者，只系被杀遇害者之确数，而最初之报告说被杀平民有五万人之多。
正如此社评所说，南京被日军屠杀之中国平民“有五万人之多”只是“最初之报告”。
接着，这篇社评揭露日本侵略军不仅在南京，而且在中国南北各地凡所到之处，都是“凶淫残杀”，无恶不作。而且，日军的屠杀罪行仍在中国南北各地继续与扩大。仅以日军在南京的大屠杀暴行，就“已构成日本帝国主义万恶不赦之罪状”，应引起人类的共愤与鄙薄：
敌军在河北，在山西各县，都杀平民，淫妇女，但报告都不详，而地方偏僻，无从确查。现在南京之事，则外侨所传，世界所知，仅此一端已构成日本帝国主义万恶不赦之罪状，何况南京如此，江南各地实际皆然。现在又攻陷我杭州，在北又正攻济南，凡敌军所到，其凶淫残杀，都是与南京一样，凡有人道观念者，对于这土匪不若之兽行敌军，应当怎样鄙弃，怎样愤懑！
社评揭露日军在攻占南京后，悍然进入由西方侨民组织的难民区，对中国的贫苦百姓大施凶暴的极端残忍野蛮与反人类性：
南京难民区，是旅京外侨发起，得敌军默契而成立的。固然其事并非正式性质，但既是人类，总不应完全无信。南京居民本来多数已走开，其最后留京者，当然是贫民居多，也是因为信任难民区之故。奈何于攻城之后，竟这样残忍，这样凶淫，虽古代野蛮民族也不至如此，日本戴着现代强国之面具，且口称是反对抗日的中国政府，不是反对中国的人民，现在受这样杀戮，并且污辱良善女性，不计其数，何况到处皆然，不止南京。从世界文明史的眼光看，这真是赤裸裸的凶残之兽行，不是人类所应有。
社评“大声疾呼”全世界一切正义善良的人们，不分何洲与何国，不分职业与信仰，都要“做人道的勇士”，为南京成千上万被日军屠杀的普通民众——“匹夫匹妇”复仇，声讨“这现代化装的万恶日阀”：
我们对这些被害的同胞，不但根据中国人之立场，万分悲痛，万分愤懑，并且从人类普通之立场上不得不大声疾呼，愿全世界有正义人道观念者，起来为匹夫匹妇复仇！全世界的善良人类！不论何洲何国，何党何业，请大家都做人道的勇士，声讨这现代化装的万恶日阀！西洋人特别尊重女性，请看日军在南京在各处怎样欺辱良善妇女！报上常看见千百成群的妇女，被敌军编队带走，又最近西人记载，在南京见一日本军官室中，禁锢妇女有七八人，一般情形，可想而知，欧美人士素有义侠之心，对于这种无人道的匹寇毕竟作何感想呢？
社评更号召全中国同胞为南京成千上万被日军屠杀的普通民众——“千千万万的匹夫匹妇”复仇雪耻，并指出这不是“偏狭心理”，而是“为民众复仇”，“是圣贤遗训，为中国道德之精华”：
我们希望全国同胞者，也是这一句话：“为匹夫匹妇复仇”。在私人问题，复仇本是偏狭心理，但为民众复仇，则是圣贤遗训，为中国道德之精华。我们人民此次被暴敌蹂躏太残酷，太悲痛了，明末所谓扬州十日、嘉定屠城之痛史，现在天天演着。就以最近几天说，看浙江，看山东，真是水深火热，不可形容，我们政府，我们各界，目击耳闻，男女同胞们这样遭难，应当怎样立志决心，替这千千万万的匹夫匹妇复仇呢？敌人这样，是完全暴露其罪恶，其注定败亡，乃当然之事。我们大家务须联合全世界主张正义人道者努力杀敌，以为这些被害人伸冤雪耻。后方各界特别要刻刻不忘！[3]
在此后，中国新闻传媒对日军南京大屠杀的暴行，继续发表了多篇评论。仅《大公报》（汉口版），在1938年1月16日刊登短评《日本的倒退》，1938年1月31日是中国的农历春节，刊登社评《春节念受难同胞》，1938年2月11日刊登社评《敌军纪律问题之本质观》，1938年7月21日刊登社评《读<沦京五月记>》，等等。这些新闻评论也多出自张季鸾之手。它们是中国报刊也是中国人民对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发出的一次次愤怒的声讨，一次次庄严的控诉，一次次正义的呐喊，一次次对中国军民广泛的动员与号召！声震寰宇，传遍世界，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为匹夫匹妇复仇”迅速成为中国人民共同的心声，共同的口号，共同的行动！
参考文献
[1]短评：《惨痛的一页》，《武汉日报》（武汉版）1937年12月25日。
[2]中央社1937年12月22日香港电：《侵华敌军纪律日见堕落，外报记者之严正批评》，《大公报》（汉口版）1937年12月24日第二版。
[3]社评：《为匹夫匹妇复仇》，《大公报》（汉口版）1937年12月28日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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